承认同性婚姻不能有效控制艾滋病

　　记者：前段时间有人提出，要承认同性恋婚姻，用婚姻来约束同性恋者。你认为，这对艾滋病传播是有利还是不利？

　　邵一鸣：异性或同性婚姻方式本身与传播艾滋病并没有关系，有关的是不安全的性行为。同性恋婚姻合法也好，非法也好，半合法也好，对他们之间不安全的性行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的。

　　另外，我觉得这项提议在中国现阶段可操作性很差。假如我们讨论同性恋婚姻是否合法，讨论了十几年，没有结论。结果，这个人群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被感染了，那这就是个很大的损失。要紧的是把重点放在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，尽快降低他们的高危性行为。

　　记者：针对这一部分人群有没有什么措施了？

　　邵一鸣：我觉得采取同伴教育是一可行的方法。由于社会不易接受，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。所以通过他们中间一些领头的，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人，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，使他们一方面在行为上有所规范，另一方面采取一些防病措施，例如使用安全套等。这可能是针对这个人群最有效的方式。

　　使用避孕套比禁欲更实际

　　记者：你认为使用避孕套等措施是否真的百分之百有效？

　　邵一鸣：肯定是有效的，这已经被科学证实了。只要正确使用，就可以起到百分之百的作用。

　　尽管有些人认为，宣传道德，让大家禁欲，比使用避孕套更安全。但我们要实事求是，能够做到禁欲的人非常有限。为了大众的健康，还是应该多管齐下。

　　让大部分“小姐”使用避孕套

　　记者：在广东这种沿海地区，光靠宣传不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，那该怎么办？

　　邵一鸣：宣传教育和干预要做，但不能把眼闭上听天由命，仅寄希望于教育对象个人觉悟，而是要对效果有监控，如进行行为监测。要监测“小姐”这个人群，在从事商业性行为时有多少是使用避孕套的，如果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是90％，就可以知道危险性很低。假如倒过来，80％不用避孕套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假如这类人行为监测的结果不理想，就要加大宣传教育和干预的力度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能满足于做一些试点工作，一定要考虑覆盖面，只有让85％以上的高危人群改变高危行为才能建立起保护大众的屏障。一个地方的“小姐”短期内可能无法去掉，但是要让85％以上的“小姐”使用避孕套还是可能做到的。

　　给患病者一个法律的“抓手”

　　记者：你对艾滋病歧视怎么看？

　　邵一鸣：正确的防病和反对歧视的原则是防病不防人。我们针对的是传播疾病的因素和行为，不是针对病人或可能感染疾病的人。科学已证实，日常社会交往是不会传播艾滋病的，因而没有任何理由歧视艾滋病人。国务院颁布的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3月1日正式实施，规定了不能歧视艾滋病患者。我认为，除了条例外，如有一个实施细则出来就更好了，使反对歧视的条款具有可操作性。比如，应规定歧视艾滋病患者，不让艾滋病患者入学、就医或工作，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，受什么处罚。这样，给艾滋病人一个法律的“抓手”，让他们去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中国能判几个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人受到处罚的案子，反对歧视的社会风气就会起来，艾滋病人的权益就会更快得到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