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天才与疯狂之间，的确存在某种关系，极富于创造性的人，他天性中的某些东西随时可以压倒自我，从而不时地显出疯狂。

　　弗洛伊德早就指出了变态心理与创造现象之间有着某种关系，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合理的心理因素呢?

　　创造思维是一种违背常规，与众不同的求异思维。所以，许多富于创造的天才人物，在世俗的眼光里的确有点“癫狂”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偏见和社会的误解，不过，名人中有许多人确有真正的心理失常与精神变态。人类的许多作品，正是这样的一些疯狂天才在变态中创作和产生出来的。例如，梵高的《蝴蝶花》(1987年以三亿法郎约合5300万美元被拍卖)便是在精神病突然发作，痛苦到极点时所作。而且梵高将作画说成是“驱魔法”，是防止自己生病的“避雷针”。柴可夫斯基为《悲怆交响曲》打腹稿时，时常失声痛哭;果戈里却拿着手稿狂笑不已。有许多著名的诗是在疯人院里写出来的。斯马特所写的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诗正是他患宗教疯狂时写出来的。卢梭自述《新爱洛伊丝》是热烈幻想的白日梦的产物，歌德说自己是因失恋而痛苦，如梦游一样写成了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而柯勒律治的名诗《忽必烈汗》据说完全是一场缥渺的幻梦的记录。

　　这一切，我们绝不可能将之看成是常态下的创作，我国东汉文学家，书法家蔡邕认为：“任情恣狂之际才能创作。”发狂和变态是情的王国，人情和人性往往在狂态中才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，许多艺术家都有这种创作体验。郭沫若说他的《地球，我的母亲》是在“神经性发作中”写出来的，曹禺在创作《日出》时，“曾摔坏了东西”，“绝望地嘶嘎”，“宁愿一切都毁了吧!”从这些例子中， 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与疯狂症的某些类似。从精神病患者的变态心理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疯狂者与艺术家的某种类似，例如，一些“计算癖”患者内心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向去对之所见的人或电线杆、窗户等作一种毫无意义的顽强计算。从创造心理学的观点来看，大数学家也经常处在类似状态中，例如：19世纪苏格兰大数学家哈密顿对四元数的运算便怀有一种疯狂的热情，成年累月，他一直处在这种状态而不能自拔，直到15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感到问题解决了为止。就是说，这种疯狂状态至少纠缠了他达15年之久。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创造精神，没有这种固执和恒定性，没有这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如一日的创造毅力和乐此不疲、欲罢不能的强烈欲望，就不会有创造发明，人类就不会有进步!难怪亚里斯多德说：“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疯子，这是他们身上最好的东西”，并认为，“但凡优秀的人都免不了是个半疯。”弗洛伊德亦认为：“一切艺术都是神经病性质。”

　　科学家首次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天才与疯狂之间的联系。

　　虽然早在2000年前，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等哲人就开始推测两者之间的关系，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说，“所有天才都有疯狂的一面”，但直到今天，人们才有科学证据确定天才与疯狂间存在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