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圈子根本不是一个组织。就像一个名人与另一个名人相遇时，他们是否同属一个圈子只是心照不宣而已。共同的利益、地位、兴趣、人际交往可以构成圈子，却无法保证一定会使你产生归属感。

　　在竹林里

　　“竹林七贤”，还是“竹林七闲”?反正是那个时代7个找不到工作的人，在今天河南某一块地方找了一片竹林开小会，主要议程是喝酒，醉了就卧倒，或者做瑜伽。
据说那时还流行吃一种“七步散”，那玩艺儿很厉害，吃了就东倒西歪，产生幻觉，有点像摇头丸。

　　古代人的名片上大概都印着出生地，好像这一点对他们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竹林七贤的时候，还要这样说：谯国嵇康、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、河内向秀、沛国刘伶、陈留阮咸、琅邪王戎。这几位在所谓竹林中盘踞了多少时日现今已不可考，但是后来进入传说，就把这件事弄得神乎其神，事实上，魏晋时代的人也是人，除了生活节奏慢一些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

　　那时候交通不便，所以相聚不太容易，本来是几个当时的小名人在一起喝酒，传出来就成了一件很风雅的事。而这事是他们7个中谁说出去的，谁又加以改编，想达到什么目的，就很难说得清了。反正这个小圈子很是了得，音乐家、作家、政府官员各种角色都有，考虑到当时乃至1600年来恶劣的生存环境，也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人们会向往这种小型聚会了。

　　晋代人喜欢谈论老庄，同时也不放弃儒术，也就是在社会与自然中间摇摆。这7个人大小都当过几天官，而且全都是诗人，也全都是酒腻子，喝多了就会乱来，很像今天的行为艺术。嵇中散、阮步兵和阮咸都懂音乐，现在民乐方面有一种乐器叫大阮中阮小阮的，就是因为阮咸会弹这个，拿他来命名的。王戎在里边官最大，相当于国务委员，但是人品最差，他家的李子拿出去卖之前，他都要挨个把核打个洞，让别人没法种。刘伶和阮籍酒量最大，刘一提起酒来就像尼采看见阿波罗一样激动，而阮有点黑色幽默，在别人晒书的时候他偏要晒他的裤头。向秀和山涛相对正常一些，属于诗人里边不爱闹事的。说来说去，就是这么一群人，在那个时代的一些私人行为，被我们称作“竹林七贤”，或者“竹林七闲”。竹林在河南，因那时首都是洛阳，当然，那时的河南人不是今天的河南人，因为后来“八王之乱”、“五胡乱华”，就把这些河南人打跑了，他们一口气跑过长江，而首都洛阳就慢慢变成了一座可怕的空城，“竹林七贤”的故事，也就没有河南人的份了。因为河南人到了江南，找到了新的竹林，形成了新的圈子，他们当然也不再是河南人，而应该是江南人。这是后话。这段历史说明，圈子是变动不居的，哪里有闲人，哪里才有圈子。如果这世上连闲人都忙着逃难，圈子就该解散了。

　　东林党人

　　大概在明朝万历时候，一个叫顾宪成的人办了一所东林书院，与当时混不上官做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堂设座，每岁一大会，每月一小会，讲正气、讲学习。当时人叫他们东林党，其实当然不是一个党，而是一个学校嘛。为什么要叫党呢?孔子说，“君子群而不党”。可见党是一种不好的叫法，意思就是，一帮小人，搞在了一起。

　　当然中国话的意思是时时在变的。比如奢侈现在就是一个挺受用的词儿，而以前是用来批评人的。这并不是说中国话没有原则，而是太有弹性了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词能这样千变万化，直到现在还需要反复修订词汇的意义。所以东林党，显然是一些不喜欢他们的人的叫法。就像印象派，一开始也是讽刺的意思，后来竟成了流派的代称。

　　明朝政治是黑暗的，得意的是太监们，倒霉的是老实人。东林党里边的人全都在黑名单上，看谁不顺眼，拿名单出来过一下，找个罪名就干掉了。所以，敢做东林党也是需要勇气的一件事。

　　其实不光明朝，很多时代都有所谓朋党。东汉、晚唐、北宋，其时政治情形大多不明朗，人以群分，排挞异己，而结果是终于两败俱伤。

　　当然，东林党的名声还是好的。这个小圈子一度控制了中央直属机关，当时的首辅刘一景、叶向高，吏部尚书赵南星、礼部尚书孙慎行、兵部尚书熊廷弼，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，但当时社会已无正义可言，皇帝又都不中用，所以即使有好的想法，也要看合适的时机和环境才能见效，否则就只是在一个小圈子内，自己悲壮一把。

　　东林诸人后来大多遇害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就如梦幻泡影般消散。紧接着满清入关，为日后中国的电视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历史往往带有强烈的讽刺性，这说明人们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有时并不一致。像清末康有为，也有一个类似东林党的小圈子，以为自己能挽狂澜于既倒，其实早知狂澜既倒，哪如顺水推舟。

　　城市之光

　　中国在20、30年代，开始有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北京和南京虽然也都是中心，但只有上海做到了真正与国际接轨，资本家和买办阶层，失意的证券经纪人与舞小姐，在野政党领袖以及吃斋的督军，影视明星伴着面粉大王，青帮头子伙同秘密警察，这些花色各异的人群就生活在一座城市里，彼此交通或互不相扰，当然，一个个小圈子也就自然而然出现了。

　　鲁迅大约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团结别人的人，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周围总有一群朋友，虽然他不以领袖自居，但也无意改变他作为一个圈子核心的状况。人有了名气就会有各种麻烦，所以鲁迅身边的人，给他带来麻烦的也不在少数。他的杂文中总有若干与某某文人反目成骂的记载，当然那时的人没什么法治观念，不至于挨了骂就闹到法庭上，最多再写一篇文章骂回去就是了，这样你来我往，报纸才有看头，直到某一方骂倦了，先行住嘴为止。鲁迅也并非得理不饶人，一定要痛打落水狗的，但是他的脾气似乎很不好，往往结了文怨，在朋友请客说和的酒桌上却又再度翻脸。所以那时的作家们委实对他不大喜欢，但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地位，所以只好在文字间冷嘲热讽，也许不少人喜欢看鲁迅被激怒的样子——人在潜意识里都是很变态的。可惜在他逝世之后，上海就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给大家骂了，因为又打仗了，大家都忙着逃难，就像当年的河南人一样，拖家带口从东部向西南一路小跑，重庆、昆明成了后方重镇，喘息稍定，圈子又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因为这次不是八王之乱，而是外敌入侵，大家就可以不必像没头苍蝇一样各顾各，而不相熟的人在险境中相遇，新的圈子就有可能诞生，更不用提原本就是好朋友的，在外就更加相互需要了。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聚在林徽因客厅里的时日竟比战前还多，而像黄苗子和郁风这样的年轻人也能在重庆找到自己的小圈子，他们与叶浅予等自嘲都是二流角色，还为小圈子起了名字叫“二流堂”。如此等等。

　　和现在不同的是，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中西兼收，又加之国家困顿，在客观上激励人们有所作为，因而一时人物，尽出其中，这些人际圈的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共同资源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整合，一群英才整合在一起，八仙过海一般，不仅形式上好看，而且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有作为的一个时期。

　　在大院里

　　“红色贵族”这个词，既不流行，也未落伍，它特指某一类人，也就是所谓的干部子弟。但是有一点要说明，干部的孩子不等于“干部子弟”——通常，父母应是行政13级以上，或有“厅局级”以上的待遇(部队应为师级)，才能够算“干部子弟”，称得上“红色贵族”。他们造就的“圈子”，在中国近50年间的社会舞台上虽不能算举足轻重，但也足够引人注目。

　　北京为数众多的党、政、军各部门，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就已纷纷在北京“皇城”外围“圈”得一块地，盖起了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，加上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，再有森严的门卫，里面是一个“小社会”，工作区，家属区，娱乐体育场所等一应俱全。北京西郊大部分是军队“大院”，有“空军大院”，“海军大院”，“总后大院”等军事单位。三里河与和平里一带则是国务院各部委聚集的地方。占据北京最好地理位置的“大院”当属位于景山后面的总参“地安门大院”和沙滩后街的文化部“大院”，以及位于府右街南口的统战部“大院”。这些“大院”里面是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。

　　文革前，“红色贵族”们大体集中在北京海淀区和西城区的几所中学里面。海淀区有北京一零一中学、北大附中、清华附中、八一中学、育英中学、“十·一”学校等。西城区有景山学校(也许是东城区)、男四中、男六中、男八中、北京女一中、北京师大女附中等。这里面名气更大一点的是北京一零一中学、北京男四中、八一中学和景山学校。现今中国部级以上官员来自北京一零一中和北京男四中的人不少。八一中学集中了军队干部子弟。景山学校是北京乃至全国唯一一所直接领导的学校，中央直属机关的许多干部子弟都就读于这所学校。

　　由于“红色贵族”相对集中，这些中学里面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的程度。20世纪60年代，学生们常能准确地知道中央的人事变动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，他们我行我素，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，以精英自居。现在看来，那时“红色贵族”们的政治见解也就是“语不惊人，死不休”，并无什么独到和高超的地方。这些不满18岁的孩子们有着颐指气使，舍我其谁的“霸气”，而在文革期间，当他们的父母们被“打翻在地”时，他们敢于反抗，矛头直指当时红得发紫的“中央文革”。

　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红色贵族”们的少年血性已经不再。没有人怀疑，他们或早或迟地都会成为政治和商业上具有优先权的人。他们在狂热的政治风潮中算是首当其冲，有的风光，有的失意。而在80年代之后，他们也都纷纷实现了一般人难以达到的成功。当然，在一切行事都要强调“低调”的今天，他们身上“红色贵族”的光芒已然不再，安逸富足的生活和享受内心的平静成了惟一的主旋律。成年后的他们，大部分变得平淡且能豁达地看待周围世界的变化，然而他们的精英意识已经渗透到了北京的政治文化中。

　　技术时代

　　差不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热闹了一阵的知识界开始失落，人们转向更为实际的层面，一些人丢掉了操作性不强的社会理想，一些人流亡海外，原来的圈子也就似乎解体了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这些风雅而略显土气的圈子曾是年轻人向往的地带，但是它们显然无助于现实。而对现实感到失望，几乎是那时的一种病症。

　　写过《你别无选择》的刘索拉以音乐之名，在美国浪荡了10年左右之后，带着她的东方蓝调回到北京。显然，北京已经不是她梦想过蓝天绿海的那座城市了，但她依然能找到自己圈子的痕迹。和洪晃等人一样，刘在798厂区的日常生活既远离北京，又深入其中。而洪不仅在杂志圈如鱼得水，甚至还是个社交明星，刘形容她大脑转速飞快，口若悬河，这位有个著名母亲的“红色贵族”如今已站在社会前排，而她们的圈子也呈现出纵横捭阖的状态，圈子虽然仍为少数人分享，但不再封闭，就像同样在美国住了10年的艾未未，自从他在京顺路边草场地盖起了自己那幢像盒子一样的大屋之后，进出的人不仅有马未都这样的古玩收藏家，也有王朔、张元、姜文一类的作家导演，至于画家、诗人、行为艺术家，中国外国的媒体，更是不在话下。圈子这种开放而不稳定的状态，颇与当下的时代特性吻合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各种圈子按照职业特征，仍旧是相互独立的，但它们又都处在同一个大平台上，就像有人说整个世界是建立在一只乌龟背上的一样，没有人能看到那只乌龟，但是大家都能感觉到它。

　　谁能想到，脱离了理想主义的幼稚病阶段，却迎来了人际关系的技术化时代。

编辑：朱磊